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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出版】兩個懂小說的人 ——汪政、曉華《新時期小說藝術漫論》
來源:本站   發布時間:2017-07-11   瀏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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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文學批評界似乎有一種傾向,批評文集的書名越來越花哨,越來越出奇制勝,也越來越不知所云,而汪政、曉華則將他們批評從業生涯涉及小說藝術的部分結集,且徑直以《新時期小說藝術漫論》作為書名,可謂一股清流。推理小說中有“本格推理”,我想,做一個不甚恰當的挪用,《新時期小說藝術漫論》,汪政、曉華做的是一種“本格批評”。所謂本格,還不僅是書名意義上,應該體現在他們談論小說的專業、靠譜和及物的,他們是真正懂小說,談論小說。我想,稱他們“兩個懂小說的人”,在我們許多批評家不懂小說的背景上,不僅是一種評價,而且對當下文學批評的“非文學”傾向也是一個必要的提醒。

    汪政、曉華開始文學批評的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一個文學回歸的年代,也是在文學上“撥亂反正”的年代,因為那個年代,人們重新認識到了文學,重新認識到了文學經典,更重要的是在古典詩學與現代西方文論的雙重滋養下學會了以文學的方式來對待文學和討論文學,懂得了研究文學的外部與內部的差別,從而漸漸使文學真正地成為了一個專業。汪政、曉華曾經把這個時代命名為“自我表達的激情”,汪政、曉華也正是從懂得小說,從重新打量和審視一些描述小說的中外觀念和概念開始同時代小說藝術的觀察和勘探。以發表于《上海文學》1989年第2期的《敘事行為漫論》為例——這篇文字也被放在本書的首篇,可謂意味深長,它對于我們慣常大而化之、籠而統之的敘事行為,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梳理,根據敘事的目的、對象和敘事主體所處的地位不同,進行了日常敘事和藝術敘事的劃分;根據敘事的方式,進行了口頭敘事和書面敘事、直接敘事與間接敘事的劃分。通過清理,概念得以“澄清”和“透明”,不再處在與我們對立的位置,而是無遮無礙,貼近地進入到批評對象中去。類似的還有我們耳熟能詳,曾經用來描述過小說藝術的“第一人稱”“史詩”“轉述和呈現”“故事”“敘事倫理”“敘述和描寫”等等也被汪政、曉華加以清洗,以獲得闡釋當下小說的“當代性”和“現場感”。
    文學批評不只是總結和追認,而且應該是想象性的,成為一個時代文學的引領者和報信人。進入90年代之后,汪政、曉華主動參與、擬構漢語寫作的未來。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首先回到文體本身的屬性去思考其文學自身的規定性,以短篇小說為例,他們選擇了王安憶、畢飛宇、蘇童、汪曾祺等作家作為研究對象,去思考所謂的短篇精神,以及這種精神涵蓋下的文體特征和技術系統?!昂河鐨∷怠鋇母拍鉅彩竊謖飧鍪逼諤岢隼吹?,作為一個開放的、未成型的和建構中的寫作理想與模型被提出,并自覺地將自己的研究納入這一擬想的構架,用他們的話說,“首先在小說的大背景下描繪出中國現當代小說的狀況,指出中西小說的文化對立并且通過個案分析揭示出中國現當代小說的狀況,指出中西小說的文化對立并且通過個案分析揭示出現、當代漢語小說家‘寫作人格’的內在焦慮和漂浮狀態,同時嘗試從小說社會學的角度和文化語言學的角度對漢語小說寫作的未來做一些人文主義的提示,借助漢語研究和中國小說敘事學研究的新成果,對漢語小說的類型進行一些探索……”
    對于這一切,有些固然可以借助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的“清理”來實現,但更多的需要作出預言和展望(創造新的概念來涵融新的內容。由于把對“漢語小說”的未來作為思考的旨歸(使一貫強調批評的審美感悟的汪政、曉華的批評實踐有了理論的風骨。其實對汪政、曉華而言,“漢語小說”作為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人們對他們20世紀80年代將“文人”和“小說”締約,也許還記憶猶新。正是以大量的文學事實作為立論的前提,使得漢語小說的概念,既響應了文學本土性的世界潮流,承續了白話小說史以來傳統的文學理想,而且使之在新的東西方文學交流中,敏銳地把握住了從內涵到外延都相當清晰的新小說生長點。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后期以來,汪政、曉華以文學批評拓殖的思想空間,不僅僅是漢語小說,其他諸如長篇問題、藝術的慣例問題、當代文學思潮的內在脈絡問題以及批評的性質和當代文學的思想資源等等,他們都作了深入的思考,像《有關短篇小說技術的斷想》《中國當代推理懸疑小說論綱》《略說當前現實主義創作及其批評》《先鋒小說?新寫實?新生代》《新世紀:文學生態的修復與重建》《長篇小說的輕與重》《慣例及其對慣例的偏離》等等,我認為都是有相當份量的文學批評,這些既承續了他們一以貫之的“文學問題”要談文學,又增加了問題辨析與解剖鋒芒。
    如果我們進一步留意會發現,《新時期小說藝術漫論》其實有整體結構的考量。第一部分,敘事行為、敘事倫理、第一人稱、小說技術、轉述和呈現、敘述和描寫、故事的纏繞等等,涉及的是小說本體問題,也就是小說之所以是小說的文體屬性;第二部分幾篇論文構成的其實是一部微型的新時期小說史,可以說是流動的、當代的小說藝術;而第三部分,雖然也是小說本體問題,但幾乎都寫作于近幾年,因此和第一部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對小說文體的思考恰恰構成了一種自我的對話和反顧;至于第四部分,應該從批評的修辭意義上得到重視,這些都是可以稱之為“文藝隨筆”的批評文字,應該成為文學批評“論文化”的一個有力矯正。

                                                                                                              (作者:何平)